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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释春秋弦纹甗上的字符

作者:李騊    更新时间:2014-12-28 14:36:35    浏览次数:

摘要:潜山县博物馆藏有一件春秋弦纹甗,在其上腹部两道粗弦纹间有一阴文符号。古代金石巨著中关于此类符号记载为“子”或为“孙”字。其实则不然,容庚先生就在《金文编》中将此类符号存疑代考。综合分析,此甗上字符应实为未知的族徽文字。

关键词:春秋、甗、字符、族徽文字

潜山县博物馆藏有一件春秋弦纹甗(图一)。此甗连体通高24.8CM,口径14CM,敞口束颈双立耳,下体呈鬲形,三分裆柱形足,无箅。器物表面光洁,在其上腹部两道粗弦纹间有一阴文符号(图二)。该符号虽然其边角转弯处较圆滑流畅,中间凸出部分也未见崩裂,但是隐隐可见刀口,底部露胎,放大镜观察下底部凹凸不平有线状划痕,因此字符应该为铸造后錾刻而成。

在二里头文化至秦代一千五百年的青铜时代中(1),铸就了相当数量的青铜器。早在1982年马承源先生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一书中就有统计,当时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就有上万件,不铸铭文的就更加多了。因此,东周时期就迸发了研究这些青铜器的萌芽,到了宋代就形成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2)。近千年的研究传承,流传下来的一些金文巨著中肯定不乏关于类似此字符的记载。然而,笔者查阅资料,却发现类似于此类的字符并不多见,释义也没有统一。

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第五卷中就记载了“父丁爵”中的(图三)符号,吕大临疑似为“子”字;而同代的薛尚功在他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里也认为这是“子”即为父丁做的爵。清朝宫廷所编纂的《西清古鉴》二卷中“周子鼎”上的(图四)符号,被解释为“子”字;“周子孙鼎”中的(图四)符号,被解释为孙字。十三卷中记载了“周马簋”上的 (图四)符号,被解释为“孙”字。

但凡对不知的古文字释义,一要看其形,二要看其辞例(3)。对于字的释义,我们已知的辞例都释义为“子”或“孙”。也很形象,这类字符一看就似人张着双手站着,有的边角圆滑一点的更像一个小孩投怀送抱一般。“子”在《说文解字》中只释为“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明显,许慎对“子”字注释为地支名, “利簋”上铭文将 “子”字写作“ ”,就表示地支名,联系前字一起用作表示日期,用于纪年。但绝大部分金文都是写作两只小手上下活动,下肢裹在襁褓内的儿童形,即“ ”(4)。《金文编》中记载118件青铜器中的金文“子”字序列中就是这两类,并未将这种手脚大开大合的孩儿形列入其中。

 《说文解字》对“孙”字释义为“子之子曰孙。从子从系。系,续也”。子加上系就是孙,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金文“孙”字都做“ ”写法,而繁体字还接受了传承写作“孫”。也有见解说是用绳索缚住手的“子”(儿童)(5)。但不论其渊源如何,形状都是子和系的搭配。其间多为“系”变迁于子字周边而已。上面说到《西清古鉴》中记载的“周子孙鼎”的符号认为是孙字,是结合前字来看的(图四),前字是 ,这是一个“子”字,按照大多数辞例来看理所当然的下面就是“孙”。辞例可以作为辨识文字的辅助手段,但是并不能绝对的确定某字,绝大部分单字的前后词语搭配并不能固定,就如一个“人”字,不能绝对的说前面就是“男”字,说不准就是女人,或者是好人是坏人,或是懒人是闲人。如果真要作以判断,也只能做一些假设,不能盲目定论。再者,容先生对《西清古鉴》中著录的带铭器物还是持有近半数的否认和怀疑的(6)。综上所述,可以得出此类双手上扬的孩儿型符号“ ”并不能肯定的称为“子”或者“孙”字。

金文铸刻目的时代特征显著。商代铸铭为初始阶段,铸字少而意简,主要为标记器主族氏,识别用途。西周铸铭鼎盛,文长意繁,主要为歌功颂德,政治目的了然。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中央集权分裂,列国兴起,铜器铸造便各得其便。此时铸造随意性较强,多为婚姻联谊,夸耀祖先。战国时奴隶制衰落,礼制崩溃,铭文最终是转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之上。

青铜甗定代为春秋早期(7)。那时,周室东迁,朝廷实力衰落,诸侯的器物逐渐增多,从而青铜器地方性逐渐加强。有些地方出土的金文,字形诡异,文句也不易索解(8)。《金文编》中收录了这样一些符号, 鼎中的“ ”符号; 父乙簋中的“ ”符号; 父乙觥中的“ ”符号;丁 鼎中的“ ”符号,这些符号和馆藏甗上的 类似。容先生将这些符号作为“图形文字”放在附录里。唐兰先生也认同这是“图形文字”,并提出五种辨别方法; 字符无疑符合唐先生的五种辨认法中第一种(9)。我们都知道文字的起源是图画,而较古代文字往往是一种图形(10)。 “图形文字”有着极为形象的“画法”,作为原始的简单表达意思方式,应该在文字尚未形成的初期出现才是符合逻辑的。那么,在文字较繁复的春秋时期用此“图形文字”又表达了什么意义呢?其实郭沫若先生在《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中就阐述道了,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是古代国族之名号,乃是图腾之孑遗或者转变。并举例论证了这一观点(11),现在这一说已得到共识。因为郭先生这篇文章的主体是商周青铜器,錾刻此字符的弦纹甗所在墓葬为春秋时代,商末到春秋初相差三百五十多年,这三百多年间奴隶制度并未根本改变,这三个时期铸錾金文在演变的基础上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祖先和宗族的尊敬和夸耀一直未变。因此看来,此字符是族徽文字可能性较大。 

甗的数量在青铜器里不算太多,但在西周末春秋初,它是绝大数殉葬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12)。奉行礼的过程中所用相关之器物为礼器(13),青铜器的使用与祭祀和战争分不开,青铜礼器更是政治与权力的媒介。此甗较为小巧,器物内无箅,作为实用器实在是鸡肋,作为祭祀礼器还是较为美观。有些做器者或物主将私名铸刻器物上,大部分是铸刻在器内或者器底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字体皆是容易辨认的文字,并非如此抽象之字符。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黄觚、甲簋等,都将私名铭刻在器内(14)。而此字位于器物上腹部弦纹中间,这样一目了然位置,充满了表现欲望,让人不禁联想到在某些庄重的奉礼场合上这个张扬的符号所表达的寓意。因此,此字符理应是族徽文字。

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中所举例的族徽文字较为复杂,多为组合体,例如“ ”等(15),而字符却相对简单一些。西周初年,臣服于周王的殷商旧方国和周王分封的诸侯国共一千多个(16)。到了春秋时期周王的中央集权分裂,列国兴起。 族是否可以理解为同姓大宗族系下面的一个小族国,例如像姬姓之国,群舒之国一样。因而简化或者拆取某一大宗族的族徽文字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族徽文字,但这在目前来看仅仅为假设而已。春秋时期,潜山及其周边地区列国众多,但当年的众多的分封造成过少的领土,资源的限制和短暂的存在恐难以创造过多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这也就造成了目前缺乏资料不能肯定其音意。目前,潜山出土确定为春秋的墓葬只有一座,有此铭文的器物也只有一件。只待日后有更多的发现,出土更多的器物来加以证实,肯定学说。

研究族徽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为上古图腾起源和演变充实了证据,也为后来族群列国的构成和阶级区分提供依据,更为当时的族群迁徙、礼仪制度、历史年代提供参考资料,目前来看有些族徽文字往往被大家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假如都将其综合起来研究的话,日久也势必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出版社,P2

2、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P25

3、林澐,《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P37

4、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P47

5、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P48—49

6、容希白,《商周彝器通考》,台湾大通书局,P197 

7、潜山县文物局,<潜山黄岭春秋墓> ,《文物研究》13辑,黄山书社

8、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P36

9、唐兰,《古文学导论》,齐鲁书社,P207

10、唐兰,《古文学导论》,齐鲁书社,P202

11、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P1-10

1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P105

13、吴十州,《两周礼器制度研究》,中国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 P24

1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

15、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P1-10

16、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P11


图一

 


图二


图三《考古图》之“父丁爵”铭

 


图四《西清古鉴》

 子鼎之铭                子孙鼎之铭                    马簋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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